香港國際戰俘營的故事
“他離開了戰俘營,卻生活在更大的戰俘營中”

“即使不在東京帝國大學、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約克郡圣約翰大學,(而是)在被囚禁的特殊環境中,同為盟軍戰俘,因國家、民族、階級、政見、文化和宗教倫理不同,沖突性傷害和內訌創傷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?!?/blockquote>

香港光復后,被解救的戰俘。 (資料圖/圖)

自2008年《我是我的神》出版后,鄧一光停筆了五年,陷入人生和寫作的雙重惶惑?!段业奶枴贰段沂俏业纳瘛返挠⑿壑髁x主題讓他被貼上了“硬漢作家寫硬漢英雄”的標簽。移居深圳后,他對以往的寫作產生了質疑。面對復雜的人性“黑洞”,他認為除了“大”和“神”的一面,還有“小”和“恐懼”的一面。

他想寫一部關于“囚禁”主題的書,不再重復關于人的“超越”“自由意志”等古典英雄主義主題。新作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講述了香港淪陷時期日軍戰俘營的故事,主人公郁漱石是中日混血的國軍中尉軍需官,因為有過留日和留美的經歷,能說日語和英語而被選為戰俘營的傳譯,戰后以“通敵叛國”受到廣州行轅軍法署的審判,最后以自殺告終。

近八十萬字的篇幅采用了“證詞”和“見證”結構,主人公郁漱石承擔“證詞”部分的敘事,9位關聯人物則承擔“見證”部分的敘事,多重視角的講述讓每一條素材和情節相互印證。

全書涉及的真實歷史人物有二三百個,包括民國前和民國歷史人物,中國和日本以及歐美科學界、藝術界人物,港英政府,國民黨守軍,日軍高層及關鍵人物等等。小說中,真實人物和虛構人物交織在一起——虛構的郁漱石和真實的蕭紅、張愛玲相遇于淪陷中的香港;郁漱石的父親郁知堂是虛構人物,而與郁知堂共事的陸軍士官學校學長蔣百里卻是真實人物。

為了創作這部帶有“非虛構”色彩的長篇小說,鄧一光閱讀了不止五十種參考文獻,還看了一些影像資料。太平洋戰場的影像資料主要由美國戰地記者拍攝,美軍的每支主戰部隊都有攝影連,多田中佐渡過維海向楊慕琦遞交勸降書的紀錄片就是美國記者拍的。英國和日本的隨軍記者也拍了不少照片。香港戰役的電影資料主要由日本隨軍記者拍攝,攻打香港的38師團帶著一支電影攝制組,香港淪陷不到一年他們就完成了電影《香港攻略戰》的制作,很多鏡頭是在實戰中拍攝的。這部電影的拷貝據說在一場火災中毀掉了,只留下電影海報和攻入九龍半島、炮轟北角電廠、向黃涌推進、日軍入城儀式等零星片段。

“我要讓人物活在他的環境里。我不能給人看一個魚的標本,要把它放在池塘或者這條河、這片海里。我不能拿一條干魚說,這是魚,那很可笑的。故事是不能這樣的,但歷史可以?!编囈还鈱δ戏街苣┯浾哒f。

深水埗戰俘營航拍圖。 (資料圖/圖)

人類文明真相的試驗室

南方周末:《我是我的神》之后,為什么時隔十多年才有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觸發你寫作的契機是什么?

鄧一光:過去一直寫人的超越,古典主義的自由意志,氣勢磅礴、摧枯拉朽,滿足個人的某些精神訴求,但遺漏掉了一些最基礎的東西,比如人的弱小、被限制和遮蔽,那些構成自由意志精神的源頭和出發點,我把它們丟掉了,于是決定寫一個與囚禁有關的故事。

南方周末:為什么選擇寫日占香港時期國際戰俘營的故事?

鄧一光:在閱讀文獻時,我發現1941年到1946年的香港歷史沒有國家敘事,當事國英國、日本和中國政府對這一時期的歷史一直保持著沉默,這很奇怪。一百年前英國靠遠征軍的堅船利炮讓清朝簽訂城下之盟,殖民了這座島嶼,一百年后日本人把英國人趕走,成了新的占領者,三年零八個月后它再度易主,重新回到英國殖民者手中。弗蘭克·韋爾什的《香港史》被稱為西方最權威、最詳盡的香港通史,677頁遑遑巨著,香港戰役內容只有37頁,大半是照片,文字不過是一些零碎的背景。香港作為太平洋戰爭中第一座淪陷的城市,發生在香港土地上最慘重的戰爭,怎么可以如此不經意?日本政府直到1970年代才由防衛廳出版了一冊薄薄的戰史小冊子,把這場戰爭與長沙戰役合并,稱為“長沙·香港戰役”,直接消解掉香港戰役的國際影響。中國也一樣,國民政府對這段歷史幾乎繞著走,周邊的文獻很豐富,一碰香港就旁顧左右。換句話說,香港這段歷史是“百慕大”,大家都消失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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